第一千七百一十一章作分殷之器物

商系统的铜器铸造技术都非常高超，有着十分精美的纹样，尤其是铭文。

商系统的青铜器主要有两种铭文，一是用来表示族属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来表示的日名。

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十多种族徽文字。

其中“户”出现最多，共有三件，故发掘者认为墓主即为户氏。

当然，此说也不确定。

这两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种类过多，张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确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统的铜器铸造比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纹样模糊，与商代铜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此外，3号墓中还出土了銮铃、当卢等车马器。

而这些都是在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当属周系统铜器。

此外，这两个墓葬中均随葬有一个高领袋足鬲，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关于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属问题，其年代为西周初年，墓主应为当时的姜戎首领。

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在商周考古的报告中常有商周之际、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难以判别导致的。

就文献记载来说，商周交替的标志，是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

但这个分界点，通过考古学是很难确定的。

因为王朝更替是一个瞬时的历史事件，而考古学文化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

这片墓地的年代，就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因此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的。

考古学的年代问题，分为器物的年代、遗迹单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三个方面。

所以，千万不能简单地从器物的年代，来判断遗址单位乃至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要解决这片墓地的年代问题，必须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两条线索。

这一点要先从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埙的时候，陈文哲就知道，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过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摊主的先人们不重视陶器，或者是百年下来都处理了，反正他是没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当然，一些好的东西，就算是陶器，也会被重视，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几件陶器。

这一点跟唐宋之后的情况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坏，不容易保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现在的比较少。

当然，这是相比后世瓷器来说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还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埙，还有一些陶制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制作青铜器使用的陶范，这些东西堆积在一起，也被发掘了出来。

陈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谱系中最晚出现的一类。

其在关中地区有着大量分布，从宝鸡到长安一带，存在若干墓例。

如凤翔南指挥西村42、岐山贺家1、长安丰西毛纺厂1等。

这些墓葬均带有壁龛和周系统的乳钉纹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

这也就是陈文哲的记忆力超强，还对考古方面的知识十分感兴趣，要不然，别人看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更不要说找出相同点、不同点了。

不过，总归照片上还是铜器多，所以要分析年代、墓主身份，还是要看铜器。

从铜器来看，出土的铜器年代特征十分明显。

而且陈文哲还知道，这一批铜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高度重合。

所以，其年代大致为殷墟四期晚段。

这批铜器很可能是武王灭商后，周人从安阳带回的战利品。

他的依据有二：其一是文献。

《史记·周本纪》与利簋的铭文上，都有武王于甲子日灭商的记载。

《周本纪》还记载武王灭商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可见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其灭商后，还以商的器物作为“宗彝”用以分封诸侯。

此外，通过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封建”这一行为，还包括人口的再分配。

大量的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