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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珍在体检中发现直肠病变，吓得腿都软了。潘惠和杜河赶紧带着她去医院复查，巧珍确诊了直肠癌，幸好是早期，大夫说术后五年生存率很高。巧珍执意要回河西做手术，她说回老家做有人照顾，在这做还得麻烦他们。潘惠说，北京做得好，在老家做不好回头不还得折腾吗？潘惠多说了几句，巧珍凶她，我不在这做，在这我就不看了。潘惠一看巧珍这样，也有点生气。杜河拉过潘惠，问，咱妈到底担心什么？潘惠叹口气，她还不是怕花钱。

巧珍穷惯了，钱永远是她的第一考量。潘惠六岁的时候，打破了一个碗，巧珍心疼地看着碎了一地的碗，打了潘惠的屁股。八岁的时候，潘惠和潘刚跟着巧珍坐火车去姥姥家，巧珍为了逃票，总用手按着潘惠的头，让她低一点。有时，巧珍还刻意让潘惠和他们分开走，潘惠一边往前走一边在人群中找巧珍他们，生怕走散了。到了出站口，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努力缩脖子弯点腰的潘惠还是被工作人员留下。工作人员大声喊着，这是谁的孩子？票呢？巧珍从人群中穿过来，一边补票，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潘惠。潘惠为自己没能变矮一点而难为情。十岁的时候，潘惠手上起了疱疹，特别痒。有个邻居的亲戚是皮肤科大夫，巧珍让人家顺道看了一眼，人家说不要紧，不用治疗。巧珍如释重负，说，看小惠这病得的，还不用治。十二岁的时候，潘惠脚扭了，同学说抹点红花油就好了，潘惠让巧珍买红花油，巧珍把她骂了一顿。十四岁时，潘惠有了爱美的意识，想买新衣服。巧珍说，以后你上学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先穿你表姐的旧衣服。那时候潘惠最怕别人询问她的衣服，她不愿说自己穿的是表姐的，也不愿撒谎说那是自己买的。青春期的潘惠是敏感的、自卑的。她常常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可以穿漂亮衣服，可以出去旅行。世界那么大，她却活得这么憋屈。高考结束后报志愿，潘惠想去南方，巧珍说路费太贵，还是报离家近的学校。巧珍生怕潘惠自作主张，一直跟着她去了学校，眼看着她填了志愿并交上去才放心。巧珍对女儿这样，对自己就更不在意了。她常年穿着别人的旧衣服，偶尔买件新衣服也要等着坐席这样重要的场合才穿。这样长大的潘惠一度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人。人家说她内向，她就努力表现得开朗。人家说她不合群，她就努力学着合群。人家说她小气，她就努力表现得大方。别人就是规和矩，不断较正着她，也扭曲着她。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演员，需要扮什么，就换上相应的人格面具。有时候，她都不知道顾乡喜欢的是哪个她，如果他见到真正的她，还会不会喜欢她。

潘惠真正开始做自己是在三十岁以后了。二十九岁那年，她上了心理学研究生，那些困扰多年的难题终于迎刃而解。她终于明白：人生的路有千万条，这里从来没有一个标准。开朗的人有优势，内向的人也有优势，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此外，穷人之所以自卑与社会性歧视密切相关。影视剧里充斥着所谓凤凰男，他们不是变态男一，就是卑鄙男二，他们无一例外地内向、自尊、敏感。那些负面女性角色中，不择手段的心机女、小三都出身贫寒。这是对穷人的污蔑，对钱权的跪舔。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钱权都不能保障品德，贫穷也不必然变态。那些生活优裕却贪赃枉法的人与那些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的人，谁又比谁高贵呢？底层在夹缝中艰辛前行，人们还要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的姿态。可悲的是，丧失话语权的底层还要用别人的眼光反观自身。零星犯罪被投射到整个底层，没有钱的人，连良心也不配有。

杜河说，这个好解决，我去跟妈说，已经给她交钱了，钱退不了了。回老家做手术的话得重复检查，还得多花钱。潘惠感激地望着杜河，还是杜河有办法，她跟她妈在一起就只能干生气。巧珍总算同意在北京做手术了，大夫看了眼巧珍的病历，又看了看巧珍，说，你是A省人？巧珍拘谨地说，嗯。大夫没再说话，直到手术结束。巧珍回到病房后，看到杜河请来的护工，心疼得要命。杜河说，妈，没多少钱，我刚发了一大笔奖金，足够了。再说，今天的钱已经付过了。您早点好，早点出院，省得不也是钱吗？何巧珍平静了点。杜河就是这点好，遇事不急不慌，总能说服别人，这就是高情商吧。当初，潘惠正是看中杜河这一点，她的人生中似乎从来没有从容二字。上学时，得争当好学生。工作了，得努力升职加薪。普通就是失败。杜河是北京人，虽说不算有钱，但他的起点已经是很多人的终点，所以他总是得过且过。结婚这么多年，有时潘惠也忍不住抱怨杜河的不求上进。他有大把的时间遛狗、养花、喂鱼，就是没时间钻研业务。潘惠抱怨的时候，杜河就赶紧表态，事后一切照旧。潘惠只得安慰自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杜河是个工作狂，或许她会抱怨他不顾家。巧珍出院后，直说自己命不好。杜河安慰她说咱们发现得早，手术又这么成功，已经很幸运了。潘惠说，这回赶巧了，主刀的这大夫叫程林，也是A省人，老家还是咱们那的。巧珍低着头，若有所思。潘惠说，妈，怎么了？你们认识？巧珍忙说，不，不认识。这场病过后，巧珍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潘惠不禁想起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