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中一所房间将会传出拉赫玛尼诺夫的音画练习曲。那是他的房间。

两年前，一个文静的十五岁男孩拖着行李箱来到这所公寓。沃尔夫冈·霍斯菲尔德热情地接待了他。此后三年，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他当时已在音乐学院注册，然而碍于语言之故（他那时的德语水平仍然极不熟练），他被安排在第二年入校上课，第一年则在家里接受霍斯菲尔德的专门教导，除了在固定的时刻参加必要的考试外，其他时候则不必到校。这位长者简直成为了他的第二位父亲，当时他是音乐学院的总负责人，也是相当好的钢琴家与教师，从小就接触到顶尖的钢琴学派。他的水平耀眼之至，在获得研究所文凭之前，就已被学校请去任教。然而由于右手无名指的指疾，他在中年以后逐渐变得无法演出。为了使他所接受的贝多芬—李斯特学派传统不至于断裂，他决定收一些学生进行私人教学，阿不思事实上成了他的第一个学生。同阿不思一样，这是一位就其外貌特征而言十分阴柔的男性，无论是浅色的皮肤、过于纤长的睫毛、清澈透亮的天蓝色眼睛，以及嘴唇与下巴清秀的轮廓，身形与其说是男人，倒不如说更像少年，所有这些统统都表现出不一而足的女性特征。或许是这样的特点一并赋予他关于美的敏锐嗅觉，霍斯菲尔德全权负责小阿不思关于演奏技巧与文化课的学习，同时带领他深入各种学问，发掘其美丽与趣味。

“第一年是很难捱的日子，”我父亲这样说，“学习是我生活唯一的事。尤其是练琴，我难以计算这一年花在琴键上的时间。我的生活不是娱乐、餐食与睡眠，而是一架三角钢琴，一些琴谱，节拍器，还有一把椅子。这是我的生活，它们是极致的枯燥，也是最强烈的幸福。霍斯菲尔德并不严厉，然而非常严格。他从不当面夸赞，只在别人面前表扬。而第一年，我近乎没有得到他的任何一句赞赏。在他家里，除却文化课的时间，我每天至少要还有六个小时花费在琴上，其中三个小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我们的第一节课，他让我将弹得最好的曲子弹给他听，我为此事先准备了贝多芬的华伦斯坦奏鸣曲，对此踌躇满志，因为这首曲子我曾经拿过奖，自认为弹得不差，并且在我成人后的许多竞赛与演出上，它一直是我的战马。然而我弹完之后，霍斯菲尔德大摇其头。随后他开始指导我，光是第一页就教了四个小时。下课之后我们都累瘫了。我沮丧万分。我问他，若是我如此令他不满意，当初为何还要不远万里地将我邀来此地，花费大力气亲自教导呢?

“你很有天赋，视奏能力很强。他说。你飞得很漂亮，在飞行时摆弄的许多花样耀人眼目，令人眼花缭乱。然而那不是真正的飞行。身为演奏者，一定要非常尊重乐谱，遵照作曲家的指示，不可以在技巧上耍花架子。谨慎而正确地研究乐谱，就能够理解声音的层次，区别每一个声部，了解它们的动机，从而赋予应有的表情。正确读谱会立即产生正确的效果。关于华伦斯坦奏鸣曲，不统一的速度是一项罪恶，你必须忠于原作，而不是率性而为。虽然你很想飞，但是在飞行之前，你必须会走。

“他说得不错。但想要达到他的要求，需要大量时间。他给我的标准是演奏的清晰明确——这是一位难以邀请的客人，看似轻而易举，事实上却复杂得叫人望而生畏，只能靠夜以继日的努力来俘获它。就像那个关于米开朗基罗的著名故事，当别人问他如何雕刻大卫塑像时，他答道: ‘只需要将不属于大卫的其他石头削掉即可。’ 这个笑话的令人辛酸之处在于，它以轻描淡写的一句回答省略了造艺者对于每一个细节的揣测与考量，更是遮蔽了达到这样超高技术之前，所需的那些漫长而孤独的练习岁月。

“每前进一步，要完成的事情就变得更多。他要求我准确读谱，读出每个音符的时值，清楚地理解每个音该有的长度，并在演奏中遵循它们。在教学上他永远采取严格的方法，一页乐谱光是抠细节他可以抠三个小时，详尽讲解关于技巧与诠释之道，绝不容许情绪夸张、自作主张或矫揉造作，这些要求与他古典风格捍卫者的身份一向相符。最困难的经过句音群，他要求我用不同速度演奏多次，并且时常移调演奏。含有跳跃的段落，他蒙上我的眼睛让我练习。在某些歌唱性的段落上，为了达到声响的均匀，他要我连续使用同一个手指，并且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交叉弹奏半音曲式。前奏曲和赋格应当有如节拍机一般精确，否则我就只得关上琴盖、闭门思过了。而当我练习奏鸣曲时，他在琴槌上加重量，乃至我能够达到比应有的速度更快、力量更强的程度，才算是功夫下到了家。除此之外，他用手机录下我弹琴时的姿态，让我看回放，并且仔细分析演奏时的肌肉技巧: 身体保持柔软，直至指尖，运用手臂的自然重量弹奏，解析弹奏每个乐句时手腕摆放与扭转的位置。他说我刚开始时一定很不习惯，因为我的坏习惯实在多得惊人，但好习惯一旦运用自如，便能够成为自然而然的身体记忆。他确实是对的。必须战胜自己方能演奏，同时又必须战胜音乐，仿佛所有事情都是有待克服的事，同时又是不可侵犯的事。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及这点——那一整年，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