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盒子

很少哈哈大笑，顶多像现在这样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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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教授去世时已逾九十岁，称得上喜丧。虽然周静漪记忆中的她，总是躺在那无光的阁楼病床上，像一棵半枯的植物挂在那儿，没有移栽的必要。

她在地铁上打开了那枚天蓝色盒子，里头赫然出现一只瘸腿了的小猪电子闹钟。周静漪能听到地铁的风声，她凝视那小猪断腿的裂痕。

“瘸腿了的猪，也能感觉到幸福吗？”

“当然能了，”钟老太太萎缩在那单薄的毯子下，伴随着制氧机的运行声，她搂住周静漪的背，“只要，它想。”

周静漪将这些收进口袋。

手机震了震，是房东打来的电话。周静漪想应该没什么重要的事。她脑子慢，参加这一趟追思会，回忆起那么多事，又认识些新的人，她已经疲倦。

走出地铁站，经过条狭窄的路，她快步走进大岛建筑设计院。

放到几年前，大岛建筑绝不是个清净的场所。楼内总挤满了闹哄哄的实习生，来开会的甲方，来吵架的施工单位的人，图纸哗啦啦翻着，打印机闷闷响着，密密麻麻的键盘鼠标声也够令人心烦。

现在，周静漪走出电梯门，进到走廊里，她感觉整层楼只有她一个人。

周静漪的助手是个女孩，叫孙以伦，三年前才来到大岛实习。那个时候，周静漪刚在大岛工作了两年，资历不深，却刚巧遇到人工智能“入侵”建筑行业的节点，在那之前，周静漪就经常自己训练模型以应付甲方无头苍蝇式的改图要求，凭借着这手技术，她做上了设计一组的副组长。

孙以伦那批实习生来到大岛的时候，大岛正处在这样新老交替的时间点。人杂，事多。周静漪天天忙自己工作之余，还要带这群学生。她发现这些小孩很爱讲一句口头禅，“好死”。

这个“好死”，那个也“好死”。孙以伦一来就很爱找周静漪聊天，学姐长，学姐短的，周静漪时常在听到她称赞她时笑着想，这也许也是一种“好死”的委婉表达方式。

然后有一天，“好死”两字在大岛消失了。

周静漪路过院长门外，瞧见小实习生们都在办公室里，垂着头，被院长骂“脑袋缺了一块”。原来，前几天施工单位真死了人了，小朋友们在工位上开玩笑，笑那工人死状，被来开会的施工方人听到。

小朋友说，我们在自己工位上说，又没有说给他听。又讲起自己跟着段组长去施工现场跟进度时受过工人的欺负，不是没有原因。

窦院长大手一摆：“少讲这些，你就说你脑子是不是缺掉一块？真搞不懂你们在想什么，这是人家的生命啊！”

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在院里压了下来。后来，是小朋友内部又不知道哪位小朋友，晒出他们实习群组的聊天记录。原来实习生们对被批评这件事感到非常气愤、冤枉，认为一句话的事不至于，又不是他们叫他死的，如果真觉得生命珍贵，应该追究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而不是迁怒无辜的小孩。不仅窦院长，连当时路过门口听了两句的周静漪也被连带着骂了个干净，因为他们认为她没有尽到保护实习生的责任。

事情闹大，曝光到网络平台，引发了更大的争吵。连兄弟单位的人见了周静漪，也要笑她，说现在的实习生不得了哦。

不过，这群孩子后来找到周静漪办公室，来向她道歉，周静漪在他们走时也给了他们很好的实习分数。在当时，他们非常开心，对周学姐大献殷勤，毕竟建筑系苦读五年，并不容易。

再往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毕业留在了大岛工作，每天熬夜加班，倒也没什么心情讲“好死”什么的了。

三年后，他们中只有孙以伦还在大岛，跟周静漪留在了裁撤合并后的设计一组，做人工智能系统准确性验证的工作。

周静漪疲惫的大脑为什么又忽然想起了这些？因为她刚坐进办公室，还没休息一刻，助手孙以伦便进来了。小姑娘对院里下个月即将到来的人事变动非常恐慌，好不容易等到周静漪来，她便朝她一顿求情、诉苦。

“有时候，我真希望能早几年出生，这样毕业以后，我就可以像周姐、段组长、窦院长那样，做真正有价值的设计工作。”

周静漪有些走神，她靠在椅背上：“你想做什么工作？”

孙以伦含着一窝眼泪：“就是那种，自己点鼠标，一下一下，靠自己一笔一笔画出来，改出来的图纸。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图纸！”

周静漪不禁笑了一声。“以前也没有什么价值，别多想了。”她拍拍孙以伦的肩膀，站起来想躲躲，她头痛得很，孙以伦却拦住她，说：“周姐，我会被辞掉吗？院里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了？”

周静漪微微垂眼，看着她的脸。

好死。她突然想起了这个词。我们最终都会好死的。

“以伦，其实院里也不需要我。”周静漪试图去安慰她，结果刚说了半句，孙以伦更激动了。周静漪只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