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13.

我回了教学楼，我们学校年级越高楼层越低，文科班比理科班楼层低，尖刀班比普班楼层低，我们班的楼层在四楼卡在中间，不尴不尬 。

我往楼上跑，厕所就在楼梯口旁边，迈过六段阶梯，我就能找到周思昂。可我还没到，就在三楼的转角见到了他。

他额角淌着血，我怕极了，抚上去的手都是颤抖的。他一遍遍告诉我“没事”，可我不相信他真的没事。

他说自己伤的不重，拦截了我想去厕所抓人的动作。我问他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讲着自己的事，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个笑话。

杨舒晴主动搭话，他没理，对方生气砸了冰刀，他躲开了，但祸及了另一个倒霉蛋。我觉得奇怪，他既然躲过去了，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走，找打吗？他又不是受虐狂。

我追问他，他不讲话，我知道撬开他的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不再自讨没趣，人在青春期时的心思总是弯弯绕绕，我不懂他，却知道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上学的时候不爱穿秋裤，我妈也不懂我，但我知道，我也有我的道理。人与人思维的碰撞是难免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等待，我要等一个时机，等他自愿剖白他的想法。

我带他去医务室处理伤口，额角被纱布附上，露出在下半张脸的旧伤更为明显。我给的药似乎没有效果，他的伤像一道烙印，牢牢锁在他的皮肤上，我起了疑心，问他：“最近还有人欺负你吗？”

他擦拭血迹的手顿了顿，低下头回答道：“没有的，老师，我是疤痕体，留疤是很正常的。”

疤痕体？我听说过，是有人有这样的体质，可我隐隐觉得不对劲，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我看你这个伤比以前更瘆人了，也是因为疤痕体质吗？”

他摸着自己的伤，若有所思，过会儿，他懒散地抻了抻胳膊，摆摆手说：“没事，可能是疤痕增生吧。”

我虽然体质偏弱，但不常受伤，没见过真正的疤痕增生，半信半疑地凑近去看，周思昂突然用手挡住了，他眼神躲闪着说：“不好看，您别看了。”

那时候我只当他是自尊心受挫，安慰他说，没什么影响，我告诉他，时代发展这么快，说不定以后还有厉害的祛疤技术。

他扯着嘴角勉强地笑，犹犹豫豫地想要说些什么，我做出等待的样子，准备接收他的话。

“老师，您会离开学校吗？”他突兀地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已经有了读研的想法，就势必会坚持下去，可我并不确信自己一定能考上。我大四那年过了初试，但面试被卡，第二年我发挥得不好，差了一分连面试都没进去，我妈说我死脑筋，一直就只奔那一个，可不是为了那一个，我原本就不会考研。

我不清楚再试一次结果会怎样，我不能凭靠着父母生活，失败了也不能变成无业游民的状态再考一年，我给了自己仅有一次的机会，尝试过了，就没了放弃的遗憾。

所以我到底会不会离开学校，是一件连我自己都不能确定的事情，既然不是定数，那怎样回答都不能说是欺骗吧，况且我总归要把周思昂这届带完。

我在的日子，他或许不会过得更好，但也不会更差了。

于是，我隐瞒了一部分的实情，回答他：“不会的，我不会离开。”

我浑然不知，几个寻常的字眼，组合起来，却那么像一句承诺。

14.

杨舒晴果然还是没被处理，被她伤到的学生是皮外伤，就是血流得多，在医院休养时杨家父母去了两趟，两趟跑完，那位学生的家长就再没提过追究责任的事。

后来我再在走廊碰见杨舒晴，见她还是老样子，干干净净的，一丝灰都不会挂在她身上。

临近跨年，学校要组织联欢会，我让班里的文艺委员收集了一圈，只有零星的几个节目，我小时候参加联欢会的时候，也不怎么爱看节目，无非就是朋友聚在一起玩一玩，唠唠嗑，索性就不强迫他们再出节目了。

联欢会就开一上午，下午就把学生都放回家自己跨年，班里许多人都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出去玩，我瞧着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心里也觉得喜气。

那年苹果4横空出世，班上有几个小孩儿拿着手机四处炫耀，其他的同学也凑热闹围上去，看他们玩些简单的手机游戏。

周思昂坐在班级的角落里，脸色有些难看，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几个小板砖一样的手机，眉心挤出了“川”字。

我又问他下午还有安排么，他说没有，没有同学邀请他，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去邀请谁。我有点为他发愁，人能够独自一人活的很好，不过有时候也会需要朋友。

可我不希望以一个社会阅历上的高位者自居，对他进行思想灌输，我想他需要的时候会向我开口，那时我才适宜告诉他我的想法。

学习之外，我们是平等的，没有教和授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