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的记忆

我喜欢他吗？多么尴尬又可笑的问题。之前二十多年的光阴里，我看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浅薄与惨淡。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双全的家庭中，却过得生不如死。

他们二位多年来又吵又打也没有离婚，打的最厉害的时候，母亲被父亲按在棕色的沙发上，嘴里仍大声地咒骂着，并试图伸出手来与之撕扯。被激怒的父亲则操起家里那个带靠背的木头凳子，给予迎头痛击。

我产生母亲快要被打死了的念头，赤着脚便往门外跑，想到邻居家求助，想到前几日才请过楼上的阿姨，转身便去了隔壁。

却不想隔壁的女人和我母亲面和心疏，虽然是说着自己饭都没吃来劝架，这事却很快在左邻右舍间传遍。

有和母亲差不多同龄却并不熟识的女人抱着孩子斜倚在她家楼道口，穿着塑料凉拖的左右脚交叉着，臃肿的脸上堆起志在必得的笑容。

她问我：“李棠夏，你给我们说说，你爸是怎么打你妈的？”

那时我年龄尚小，并不知道会有这样无端的恶意，靠听闻别人的苦楚来得到卑鄙的快意。很久很久以后的后来我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件最寻常的事。

“拿凳子打的。”

“什么凳子？”

“这么大的，木头凳子。”

“打你妈哪里？”

“往头上打。”

“你给我们学学。”

我即使年幼，也觉得实在不对劲，便没有再答话。

靠着父亲起早贪黑在工地上做活挣些钱，保证了我与母亲的衣食无忧。也正是因为始终只有他一人在出力，也让他的内心对母亲怨气满满。

出了家门，他在工地上是大家交口称赞的老好人，谁家有事让他替个一时半会，没钱拿的跑腿活指使谁去干，那帮人都挤眉弄眼跟他开口。

于是大家都乐意同他打交道，“有交情”的人一多，他口中的“路”也跟说真的似的宽了，才有了如今我与魏先生的相处。

按说吃喝都保全了，还有什么可痛苦？可实际上还有很多。

母亲终日都是不工作的，而且对打麻将有着近乎狂热的爱好。

上午要睡觉，睡醒了走几步路就是小商小贩自发聚集起的集市，采购完回家洗洗菜丢进锅里，加几把面条便是午饭。

她对于蔬菜的推崇接近偏执，一碗清汤寡水软不拉几的面里，半碗多都是蔬菜。这还算幸运，碰上家里吃不完的凉拌菜、炒菜，我就要倒霉了。

她会逼着我把那些剩下的全部吃完。我试过提出抗议，她就随手拿了筷子要打我的头。当然这明显并不具有什么威慑力。

我梗着脖子展示我的坚决。她四处看了看，选了最重的实心瓷质笔筒举在手里，不是我被我以为的虚张声势所吓到，而是我知道，我要是继续坚持，那笔筒会实实在在把我敲得头破血流。

不是没有先例的。之前外婆过生日，而我赖床不起，这确实是我的不该。

我眼睛都完全没睁开，迷迷糊糊地说：“我太困了。下午再去吧，晚上行不行？”

“起来！”

“不起。”

“给我起来！”

我不再理她，一心坠入我舒舒服服的梦乡。

于是得不到回应的她疯了一样拽住我的长头发，硬生生的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我身上只穿着一个内裤，像个被抽了一鞭的陀螺一样滚落在地上，头皮的撕裂般的和狠狠摔在地上的疼痛却抵不过□□的羞耻。

我就这样裸露在一个那么憎恨我的人面前。

最终，我在她的威胁下充满怨恨的把菜全部吃完。

直到现在我仍不认为那是为了我好，我只是哀叹我当时被吓得要死，也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将一次又一次失去对人生的掌控。

中午饭吃完她便要接打电话，拿起手包匆忙的往牌场赶。

一打就是到天黑才结束，够赶回家再做一顿晚饭。

那时家里是有两个门的，一个锈迹斑斑的黄色铁门，锈迹就像一个个小小的毒疮，溃烂出密密麻麻的圆圈，展露出模糊的血肉。

铁门下半部分都是涂了黄漆的铁，上半部分是几根铁中间安插了密实的网纱。那网纱的纱眼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手一戳到，那灰就跟瀑布一样哗啦啦往下倾泻。

打开铁门之后又是一个红色的木门。同样也不是什么平头正脸的好门，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颜色，成了半老徐娘样的要粉不粉，红颜迟暮般的要红不红。

不过大哥不说二哥，两个门我是一个也打不开。

我理解不了母亲口中的什么“巧劲”，钥匙到底怎么才算“插到头”，转到什么角度再“往东别”，第一个门该怎样，第二个门又该怎样，事实上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这样一来，年幼的我拿了钥匙也开不了门，父亲要工作到很晚，我下了学便无处可去，